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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
今年4月以来，美国“对等关税”政策持续升级，差异化高关税重创全球自由贸易体系，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，使世界经济复苏面临新的不确定性。面对美国关税霸凌，中国始终强调“谈，大门敞开；打，奉陪到底”，要“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，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”。
作为外贸大省，山东会受到哪些冲击，又该如何加以应对？中企出海，该如何更好地逆风扬帆？本期理论周刊我们围绕这一话题邀请专家展开讨论。
●历史经验表明，外部压力往往成为改革催化剂，当前关税挑战正加速推动我国经济结构优化、创新活力增强和国际竞争力重塑，为突破发展瓶颈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注入新动能
●作为外贸大省，山东应重点围绕市场拓展、内需挖潜、技术创新等方向，构建“短期纾困与长期筑基并重、政府引导与企业突围协同”的应对体系，全面化解“对等关税”带来的外部冲击
从“被动应对壁垒”到“主动重塑优势”
应对“对等关税”，山东怎样做
□ 王 爽
今年4月以来，美国“对等关税”政策持续升级，中美贸易面临高额关税持续化和常态化的挑战。作为中国北方经济重镇和外贸大省，山东要充分利用产业基础、开放平台、区域合作等方面的优势，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，通过市场多元化布局、产业链韧性重构、企业创新能力培育三维突破，探索“对等关税”的破局方案，为全国应对贸易外部环境压力提供地方实践样本。
外部压力往往成为改革催化剂
在美国加征关税长期化、动态化发展的大背景下，我国经济面临出口受阻、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等风险挑战，同时也催生了调整贸易策略、提升创新能力、激活内需市场的转型机遇。
加征关税直接推高出口成本，压缩企业利润空间，部分依赖美国市场的传统制造业面临订单减少、产能调整的压力。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高度分工关联的背景下，高关税政策将导致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上升，促使企业重新构建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布局。
但这种外部压力也推动我国经济加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型。一方面，高关税倒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附加值，加快向高端化、绿色化、智能化等领域突破；另一方面，高关税促使国内市场潜力加快释放，内外贸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速，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互动。此外，随着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走深走实，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日臻完善，高关税形成的市场准入壁垒将形成反向驱动机制，激发企业多维拓展新兴市场的动力，为外贸发展带来充分增量空间。
历史经验表明，外部压力往往成为改革催化剂，当前关税挑战正加速推动我国经济结构优化、创新活力增强和国际竞争力重塑，为突破发展瓶颈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注入新动能。
山东对美出口前十大产品
近年来，立足服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，山东坚持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，在巩固日韩等传统市场的同时，深度开拓东盟、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、拉美、非洲等新兴市场，形成“传统市场提质、新兴市场增量”的立体化市场布局。
2024年，山东对东盟、拉美、非洲市场出口分别增长5.9%、7.4%和14.5%，新兴市场占比提升至40%左右，有效对冲传统市场需求波动风险，为外贸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空间。美国是山东重要的出口市场，但随着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持续推进，山东对美市场依赖逐渐下降，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18年的18.1%降至2024年的12.6%。2024年山东对美出口2623.6亿元，居全国第五位，占中美贸易总额的7.4%，较上年下降0.2个百分点。
“对等关税”的直接影响是导致中国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价格大幅上涨，从而降低商品竞争力。总体来说，对美国市场依赖度越高的商品受到的冲击也越大。
从2024年的出口数据来看，山东对美出口前十类产品主要为玩具、机器、车辆及其零件、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、家具寝具、塑料及其制品、服装、钢铁制品、其他纺织制成品和有机化学品，分别占当年山东对美出口比重的12.96%、10.96%、9.01%、8.96%、5.58%、5.31%、4.53%、3.59%、2.95%和2.83%。
从美国的关税清单来看，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实施“对等关税”，除对智能手机、路由器、部分计算机设备及电子零部件等关键技术产品的豁免外，重点涵盖机械设备、汽车及零配件、家具、玩具、纺织服装等领域，与山东对美出口主要产品高度契合，山东对美出口也将面临更直接的挑战。
今年以来，山东港口青岛港持续优化国际航线布局，积极拓展传统优势东盟航线，助力中国-东盟贸易高质量发展。目前，青岛港至东盟区域集装箱直达航线增加到近50条，实现了青岛港至东盟港口“天天班”直达航线服务。一季度青岛港出口东盟货量同比增长6%。
短期应对：精准纾困+多元市场开拓
面对全球贸易格局深度调整与“对等关税”政策冲击，作为外贸大省，山东应重点围绕市场拓展、内需挖潜、技术创新等方向，构建“短期纾困与长期筑基并重、政府引导与企业突围协同”的应对体系，全面化解“对等关税”带来的外部冲击。
从短期来看，政府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强化政策靶向供给，通过创新举措与完善服务，增强外贸企业发展韧性。
第一，构建关税风险防控体系。建立美国贸易政策实时追踪与深度研判机制，通过整合美国联邦公报、行业协会预警信息、智库研究报告等多源数据，形成动态更新政策数据库，依托大数据平台实现精准化信息推送与分级预警。
第二，强化财税金融协同支持。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受“对等关税”影响较明显企业的融资服务支持力度。持续推动出口信用保险政策覆盖面及承保规模有序扩大，加大对美出口企业在买家限额、理赔效率等方面的支持，实现“应保尽保”、“应赔尽赔”。进一步优化出口退税机制，针对受关税冲击严重的行业提高政策响应速度，高效落实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“离境即退税”服务举措，缩短企业资金回笼周期，增加现金流支持。
第三，增强企业综合服务保障机制。构建出口受困企业数据画像与动态化名录管理机制，完善海关、税务、商务等部门协作与沟通协调，及时响应企业诉求。组织专家团队为企业提供应对“对等关税”咨询和指导，针对重点受困企业设计“一企一策”方案，帮助企业制定应对策略。
应对“对等关税”冲击，企业也需及时调整自身策略，积极推进市场多元化布局，形成抵御单一市场风险的“缓冲带”与“增长极”。
一方面，深度开拓新兴市场。创新市场对接模式，通过参加境内外国际展会、建立海外营销网络、跨境电商直营、海外仓前置备货等方式，针对机械设备、汽车配件、纺织品等受加征关税冲击较大的领域，重点开拓东盟、中东欧、非洲等增量市场；同时精准对接新兴市场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需求，及时调整产品策略，推出高性价比定制化产品，以刚性需求抵消关税敏感度。依托共建“一带一路”、金砖国家合作机制、RCEP等区域合作框架，在东南亚、中亚、拉美等国家布局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环节，建设面向国际市场的生产基地和物流枢纽，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布局，有效规避单边关税限制，提升企业应对全球市场波动的弹性和韧性。
另一方面，加速深耕国内市场。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，我国广阔的国内市场既是抵御外部冲击的“稳定器”，也是突破发展瓶颈的“动力源”。面对美国高筑的“对等关税”门槛，企业要根据自身产品特点和目标客户群体，有针对性选择适配的销售渠道，积极参与国内各类展会及地方产销对接会，系统对接永辉、盒马等大型商超以及银座、利群等本地零售集团，拓展与京东、淘天、抖音等国内知名电商平台合作，不断提高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；进一步完善市场适配与产品调整，提升内外贸一体化水平，根据国内需求改进产品规格及功能，推动供应链柔性化改造，构建“小单快返”生产模式，将出口积累的技术、质量优势转化为国内市场的差异化竞争力。
长期战略：创新驱动+制度型开放
在长期发展维度下，山东需以创新驱动为核心，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，在内外协同中培育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，实现从“被动应对壁垒”到“主动重塑优势”的战略转型。
一方面，以创新为核心加速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。
山东外贸企业需锚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通过技术研发攻坚、产品高端化升级与商业模式转型加速构建核心竞争力，提升价值链位势。一是提升研发投入强度。持续加大对产品、技术、管理等方面的研发投入，不断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高技术含量、高附加值的新产品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矩阵。二是强化自主品牌建设。加快制定和实施企业品牌战略，积极开展商标国际注册，不断完善品牌定价、品牌渠道、品牌推广等机制，扩大自主品牌产品出口规模，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议价能力。三是加快商业模式创新。加速向“制造＋服务”转型，以服务延伸赋能传统外贸企业竞争力提升，进一步拓展企业在工业设计、运维安装、供应链管理、节能环保等方面的高增值服务，促进制造业外贸企业从产品制造商向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。
另一方面，以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为重点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。
在“对等关税”与“去全球化”叠加冲击下，山东应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，不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。一是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。主动对接RCEP、CPTPP、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，率先对相关条款开展压力测试，在数据流动、环境监管、竞争中性、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，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模式和制度体系。二是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。以青岛市获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为契机，稳步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市场准入，加快取消科技、商务和物流等充分竞争性服务业准入限制，探索有序放开教育、医疗和金融服务等有限竞争性服务业投资准入，打造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示范样板。三是塑造一流营商环境。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，持续完善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功能应用，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平竞争机制，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，为企业在全球贸易变局中开辟“制度成本低、创新活力强、发展预期稳”的成长空间。
（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）
中企出海，如何逆风扬帆
□ 叶建亮 郑朝鹏
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、地缘政治冲突加剧、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趋势下，推动企业出海，优化生产力全球布局，对冲贸易不确定性风险，是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举措。面对“对等关税”等冲击挑战，如何逆风扬帆、突围而出，是中国企业出海不可回避的课题。
企业迈出国门，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布局产业链，既是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、互利共赢的重要桥梁之一，也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，增强全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，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
当前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，中国企业出海既面临新的挑战，也构成新的机遇，迫切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企业出海的新趋势和未来发展动向。
第一，供应链重构的“去中国化”战略和国内市场的“内卷式”竞争形成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挑战。
近年来，美西方国家不断对华升级保护主义措施，比如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打造“中国+1”供应链网络，构建“小院高墙”技术封锁体系，欧盟国家设置碳边境调节机制，特朗普政府“对等关税”冲击等，对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生产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。而在出口受阻、国内消费不振的背景下，国内企业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，陷入同质化和低价格竞争，引发的创新阻滞效应也将降低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。而企业将部分产业链环节转移至海外，既可以部分化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，更有助于避免“内卷式”竞争，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更多的空间。
第二，新技术变革和新兴经济体崛起带来中国企业出海的新机遇。
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，颠覆性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取代劳动力、资本等传统要素成为国家竞争的决定性因素。我国在光伏新能源、电动汽车、跨境电商、人工智能等领域占据领先优势或形成赶超态势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形成，正在加速“中国制造”到“中国创造”的转变，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关键驱动力。
此外，面对美西方国家系统性围堵的升级态势，中国企业积极开拓美国和欧洲以外的新市场，尤其是中国与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近年来均高速增长。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和全球份额提升，有助于逐步消解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主导国际分工体系的局面，为中国企业出海和全球价值链攀升创造有利条件。
2024年，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38.5亿美元，较上年增长10.5%，覆盖151个国家和地区的9400家企业；跨境电商进出口2.63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0.8%；电动汽车、3D打印机、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实现13.1%、32.8%、45.2%的增长。除欧美发达国家以外，非洲、拉美、中东、东盟等新兴市场日益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目的国。由此，长期来看，中国企业有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。
第三，中国企业出海正从“资金引进来、产品走出去”向“高端要素获取与全球生产布局”转型。
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，我国强调的“引进来、走出去”主要是指充分利用国外资本加快培育本土企业，同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带动中国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出口。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，很多国家的资金链出现断裂，中国企业逐渐以各种方式开展对外直接投资，深度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中。而随着中国企业更多由劳动密集型、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、知识密集型转型，中国企业出海的现实能力和发展需求发生根本性转变，一方面通过高端要素获取与全球生产布局着力提升产业链控制能力，另一方面主动推动要素、资源、技术汇聚回流反哺国内本土产业发展。
改革开放40多年来，中国企业勇立潮头，在全球化浪潮中积极出海，探索出多种多样的发展路径，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，浙江的“地瓜经济”就是代表。所谓“地瓜经济”，即“块茎深扎国内，藤蔓向全球延伸”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本土企业通过贸易、投资和产业链延伸等方式向外拓展，获取外部资源和发展空间，突破区域发展的资源和空间限制；而企业在获得更好发展的同时，通过带动技术资金回流和资源要素汇聚等方式反哺本土产业。浙江“地瓜经济”以本土根基支撑全球拓展，以全球资源反哺本土升级，不仅是中国企业拥抱全球化破浪出海的生动样本，也为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如何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了有益启迪。
首先，要创新全球要素配置模式，构建“双向赋能”开放体系。
面对新形势、新挑战，必须突破传统单向开放路径，建立“走出去”与“引进来”的要素对流机制。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关键技术（如吉利收购沃尔沃突破技术壁垒）、设立境外园区整合资源（如华友钴业布局刚果钴矿保障供应链安全），同时引导海外利润、专利、人才回流本土。这种“本土根茎+全球藤蔓”的要素配置模式，破解了开放型经济中的产业流失与技术依赖的双重风险。
其次，重塑产业链治理能力，打造“内外协同”产业生态。
以产业链为纽带，实现“本土中枢”与“海外节点”的功能互补。比如，海康威视在海外市场设立研发中心吸纳国际人才，其杭州总部主导的智能物联标准已输出至100多个国家；正泰集团在越南、泰国等地布局光伏组件产能，反向带动浙江智慧能源产业集群发展。这种“本土总部经济—国际创新飞地—海外生产基地”的产业链治理模式，能够避免中国企业被动嵌入全球分工，通过掌控价值链关键环节提升开放主导权。
再次，探索制度型开放路径，完善“规则适配”制度环境。
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迈向更加全面、更高水平的新阶段，主动对标和对接国际规则，实现制度层面的开放创新。一方面，对标RCEP、CPTPP和DEPA等，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，为构建公正平等竞争、世界开放共赢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作出贡献；另一方面，加快推进自贸试验区、跨境电商综试区等集成改革，促进中国企业对外贸易、对外投资、海外并购的自由化与便利化。
（作者单位：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正规的配资，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“八八战略”创新发展研究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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